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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业英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认为《军事计画》确非蔡锷所撰。然而，此文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不仅在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有什么价值，而且本身还暴露出不少不靠谱之处，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军事计画》确系蔡锷所撰。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曾业英在蔡锷研究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即史料掌握不全面。二是误读，即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解读史料，从而得出了不符合史实的结论。

一、先让我们看看曾业英是怎样拉黑蔡锷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的吧。

曾业英在2017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根据其不实的推导，得出这样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蔡锷1916年11月８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 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 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最后，曾业英又以考证梁启超在1926年在《蔡松坡遗事》一文中所述唐才常“叫他带封信回湖南找黄泽生先生”的细节有误，竟然全面否定了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历史事实。

笔者则认为，曾业英上述结论与史实严重不符，并提出以下史料：

其一，1916年12月16日，梁启超在蔡锷母校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其前身为南洋公学）发表演说，其中就提及蔡锷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之事：“公（指蔡锷——引者）在汉口谋革命，同事者五人，唐才常其一也。后事败，公得脱，即东走日本。”

其二，1916年12月20日，梁启超又在《大中华杂志》刊发《祭蔡松坡文》一文，再次点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一事：“庚子汉口之难，君之先辈与所亲爱之友，聚而歼焉，君去死盖间不容发。君自发愤而治军，死国之心已决于彼日。”

其三，1922年12月25日，为纪念云南护国起义6周年，梁启超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时说：“（在日本）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廉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

其四，1917年1月出版的《中华童子界》上有《蔡锷小史》一文，其中第一句就说：“蔡君松坡，原名艮寅，庚子岁汉口革命，君与其事，更名锷。”文中还进一步说：“及庚子夏，唐才常谋在汉口起义，君及同学诸人，多归国参与其事。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此一役也，十九人中，死者十一人，君与其余，相偕返东。”

同时，笔者还指出，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场，而是得知起义之后才“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因此，对于发生在国内的这场起义，梁启超并非亲历，所以，他在演讲中所演绎的那段唐才常派蔡锷给黄忠浩送信的细节，如果有，也肯定是辗转从别处听来的，难免在传说中有所失真或梁启超听错、说错的情况。其他方面的众多说法则是蔡锷当时“以任务他出，得免”。因此，曾业英以梁启超的个别说法可能有问题就全面否定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历史事实，明显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何况，知道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除了梁启超还大有人在。曾业英的上述结论当然不能成立。（详见《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不仅在《史学月刊》上发文否定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壮举，时至2023年，曾业英仍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在其《蔡锷史事日记》一书中继续拉黑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壮举，甚至还在该书第48页注释2中不负责任地指责“有人”对他的指正：

有人针对我在《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说过“值得一提的是，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么一句话，便以此为据全面否定我的研究。诚然，这一判断已为事实证明，当时所依据的资料是片面的，忽略了上述1916年12月1日北京《民苏报》赵默《蔡松坡先生逸事》等文的记述，结论过于轻率、武断，应予纠正。但是，质疑者却仅引上半句，以证明蔡锷逝世后，在“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中，有人言及过蔡锷“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而不引下半句“事败之日”，蔡锷“及范源濂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似乎也是不够严谨，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了。

来源：曾业英《蔡锷史事日记》

曾业英说的是真的吗？那就让全世界人民看看事实吧（详见下图）：

来源：曾业英《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请问曾业英，你所谓“‘事败之日'，蔡锷‘及范源濂（按：应为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的“下半句”在哪里？白纸黑字证明，曾业英又说了假话，压根就没有曾业英所谓的“下半句”。既然没有，请问曾业英，“有人”怎么引你这“下半句”，“有人”的“断章取义”又何从谈起？由此可见，曾业英纯粹就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混淆黑白。

大量史实表明，除了梁启超、唐才质等人反复证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壮举，蔡锷本人也明确多次表示自己参加了参加自立军起义。众所周知，蔡锷幸免于难逃回日本后，以奋翮生的笔名在《清议报》上发表《杂感十首》。其中“汉种无人创新国”“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肩荷乾坤祖宋臣”等诗句，表达了强烈的反清革命的意识，而“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等诗句，则表达了要继承谭嗣同、唐才常的遗志，为国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远大抱负和坚强决心。民国成立以后，蔡锷一直在为建立自立军起义诸烈士公墓和优待烈士后裔而奔走呼号。他在致黎元洪、谭延闿、胡汉民的电报中表示“阐扬先烈，后死之责”，其中“后死”二字明确表明自己就是自立军起义的参与者和幸存者。黄兴自称黄花岗起义的“后死”，周恩来自称天津五四运动的“后死”。

因此，蔡锷自称自立军起义的“后死”二字，也就明确地宣布：曾业英所有否定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研究”及其万语千言全部是多余的，毫无价值和意义。曾业英拉黑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壮举的行为也是徒劳的。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史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蔡锷个电

二、再让我们看看曾业英又是怎样拉黑蔡锷《军事计画》的吧。

曾业英拉黑蔡锷《军事计画》其实蓄谋已久。在其完成于2022年冬，出版于2023年12月的《蔡锷史事日记》中，曾业英以蔡锷1912年10月31日致袁世凯陆军部参谋部电中有“滇军高等顾问蒋方震，赴京面陈一切关于中央及滇边军事计划”之语展开“研究”，认为此电对于刘达武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披露的那个“《军事计画》的著作权归属，以及该著的思想归属问题，都有特别意义”：

蒋方震这时衔命向北京中央政府面陈的“中央及滇边军事计划”，实际就是蔡锷正在酝酿的、次年五至十月编纂完成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细察该“草案”的内容，包括“缘起”“计划方针”“计划要领”“计划实施”等四部分，是个完整的“计划”性质的著作。可见，蔡锷的“军事计画”著作，在内容上是有一定规范性要求的。可是，辑入《蔡松坡先生遗集》的这个《军事计画》，却是一部理论性的军事著作，与蔡锷的“计划”性著作要求毫无共同之处，从而为上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称刘达武所说蔡锷《军事计画》，与蒋方震的《军事常识》“实为同一作品”，而且为其实际改篡于蒋方震的《军事常识》提供了一个新的旁证。因此，就著作权而言，《军事常识》确属蒋方震，不能因有蔡锷的僚属事后笼统地说过，1915年“时值倭寇提出‘二十一’条件，以胁迫袁政府，松坡感愤国危，力请备战，著军事计画数十篇，其中有数篇为蒋百里协作。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便推定确有刘达武辑入《蔡松坡先生遗集》的这部所谓《军事计画》，蒋方震的《军事常识》是“掠人之美”。

显然，曾业英以上对于蔡锷1912年10月31日致袁世凯、陆军部、参谋部电的解读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因为此电中明确表示，蒋方震赴京面陈的是“关于中央及滇边军事计划”，而曾业英却仅仅理解为“实际就是蔡锷正在酝酿的、次年五至十月编纂完成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完全无视“中央及”三个关键字的存在。所以，蔡锷1912年10月派蒋方震赴京面陈的主要的是关于对中央即全国的军事和国防改革的计划。至于“滇边军事计划”即“次年五至十月编纂完成的《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还早着呢，且1913年3月至5月间，蔡锷在主持编纂《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之前还有一系列关于此事的电报与袁世凯、陆军部、参谋部以及川、贵、桂、粤等省进行联络和沟通。因此，蔡锷1912年10月派蒋方震赴京面陈“关于中央及滇边军事计划”恰恰证明：早在1912年10月以前，蔡锷就开始研究全国的军事和国防改革的方案。周钟岳所说1915年“松坡感愤国危，力请备战，著军事计画数十篇”也正是当时蔡锷在北京撰写《军事计画》的真实写照。

曾业英不仅《蔡锷史事日记》中完全拉黑蔡锷的《军事计画》，而且又借在《历史研究》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再次拉黑蔡锷的《军事计画》。该文的目的是承袭“篡改”派关于一战爆发后，蔡锷为应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曾撰有并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的说法，然后玩一个“狸猫换太子”把戏，否定“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军事计画》,并将其“撤出蔡锷文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曾业英在文中先是否定刘达武关于《军事计画》“底稿现藏昆明王申五咨议家”的表述，又指责《军事计画》不符合“‘计划'书类的特有规范”，再臆造出蔡锷1914年10月作有一个“（对日）作战的计划”，并提出以“同样含有蔡锷的军事思想”的蒋方震《军事常识》“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而蔡锷的《军事计划》（即其臆造的蔡锷1914年10月所作的对日作战计划）则应以“存目”（散佚）方式，置于其文集的1914年10月”，等等。对此，笔者已在前面九期的文章中通过严谨的考论否定了曾业英的上述结论，在此无需重复。更何况，刘达武是一个严谨的文献学家，其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下）收录了一篇1916年6月6日刘云峰致张敬尧电，为此刘达武特在此电后加按语：“此电为公手笔，特借刘云峰名义，以透切辞意耸动其听闻耳。故附录于此。”这说明收录大量蔡锷书信、手稿的刘达武对于蔡锷手笔十分熟悉，并能确认出王申五所藏手稿系蔡锷手笔，所以才将其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同时也证明刘达武对于编辑蔡锷文集并不是如曾业英所说“不尊重事实”，“不负责任”，“不顾事实地抛出这篇所谓《军事计画》”。

还需要指出的是，曾业英在《蔡锷史事日记》一书中认为《军事计画》与《军事常识》“在章节结构、文字内容等方面基本相同”，其实也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这说明曾业英并没有看过蒋方震《军事常识》。

其实，只要读过蔡锷《军事计画》与蒋方震《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它们之间“在章节结构、文字内容等方面”有相同，也有不同，是同中有异的两部军事著作。但是，通过它们之间从标题到“章节结构、文字内容等方面”的比较，不难得出《军事计画》优于《军事常识》的结论。因为《军事常识》是一部不太成功的作品，存在两大明显的败笔：

一是题不对文。蒋方震在《军事常识》中的“释名第二”中对本书的取名作过解释，认为“盖闻有所谓军事秘密者矣，未闻有所谓军事常识者也。自孙子有诡道之说，而兵书以阴符握奇名。东方流之兵学家，遂好言奇，好言秘，而各国乃亦有所谓军事秘密者，则尤以不得一闻为憾……常识云者，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此军事常识所由名也。”也就是说，为了使此书中的内容成为大众所掌握的常识，蒋百里将其定名为《军事常识》。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梁启超曾于1910年在《说常识》一文中说：“常识云者，非必其探赜索隐炫博搜奇也，而一身之则，当世之务，庶物之情，其荦荦大端，为中人以上所能知者，不可缺焉。”是故，所谓“常识”，就是一般人通常之知识。显然，蒋方震要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改革计划变成一般人通常知识之举，不符公众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因而并不被社会所接受。北京图书馆1994年所编之《民国时期总书目》一书中根据其书名而将被吴仰湘先生称为“纯粹探讨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一幅富国强兵、振兴国防的宏伟蓝图”的《军事常识》归入军事类“普及读物”之列，也非事出无因，反映其本身就存在题不对文的问题。

二是画蛇添足。一本结构严谨的著作，其内部各章节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而蒋方震《军事常识》的前7章都是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内容，但第八章《近古军事纪要》及附表《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则概述自湘军兴起到护国战争的中国军事变革，属于是军事史的范畴，与前7章运用西方军事理论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没有任何内在的、有机的关系，因此与前7章不是一个整体，更不可能是1915年周钟岳所眼见的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为了“力请备战”而呈送袁世凯的《军事计画》的一部分，显然就是蒋方震在1915年协助蔡锷完成的《军事计画》后面匆匆忙忙硬加上去的。吴仰湘也说：“蒋方震也一再将该书某些篇章加以修订刊印,如 1923 年《申报》五十年纪念时,蒋方震应邀撰文,‘乃掇拾旧著《军事常识》中之附表,为之增补修改而系以说明’，写成《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1937 年蒋方震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学时,编印《国防论》作教材,又选录《军事常识》第一、二、三、六等四章, 题作《二十年前之国防论》。”这些正是第八章与前7章不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最好说明。由此可见，《军事常识》的第八章《近古军事纪要》及附表《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相对于前7章而言纯为蛇足。

来源：蒋方震《军事常识》

更值得指出的是，《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中错误也较多，例如，民国元年条曰：“正月，清帝退位。二月，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二年条曰：“八月，袁世凯就大总统职。”但史实是，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紫禁城太和殿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又如，民国五年条曰：“六月袁世凯卒。九月黄兴卒。十月蔡锷卒”。但史实是，黄兴逝世于1916年10月31日、蔡锷逝世于1916年11月8日。蒋方震曾在黄兴逝世后为时在日本治病的蔡锷发送吊黄兴电及祭文、挽联等。蔡锷逝世时，蒋方震又为其整理发送遗电并料理后事。1916年12月8日，蒋方震还撰《蔡公行状略》，所署日期“民国五年十二月八日，距公薨后一月”。这说明蒋方震当时对蔡锷逝世的日子记忆是深刻的。但在《军事常识》中，对于亲身经历过的黄兴、蔡锷逝世的重要日子，蒋方震竟然不到五个月就都记错了，实为匪夷所思。这更能说明，《军事常识》是蒋方震于蔡锷逝世之后的三四个月之间匆忙之中完成的，是在蔡锷《军事计画》副本之外自行添加的部分很不系统与严谨，显然与《军事计画》大异其趣，不可同日而语。

来源：蒋方震《军事常识》

《军事常识》中的这两大败笔可以反证，蒋方震的《军事常识》是在其协助蔡锷完成的《军事计画》的基础上改题扩充而来，而且是不成功的改扩，确实存在“掠人之美”的问题。这也可能是蒋方震后来一直未将《军事常识》再版而只是分别利用其中部分内容的原因之一 （参见本公众号《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吗》）。

蔡锷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革命烈士，也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英雄。蔡锷的革命事迹和遗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是历史的结论。而曾业英一而再，再而三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河北学刊》以及《蔡锷史事日记》发表不符史实、不负责任的言论，作践烈士。14万万同胞倘若没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几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烈士泉下有知，情何以堪！希望曾业英幡然醒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科学的精神，全面而正确地掌握和运用相关史料，重新研究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和《军事计画》等史实，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以示对蔡锷负责香港恒指期货配资，对历史负责。（全文完）